摘 要:世界正处在多元化交流的时代,中国文化向外弘扬传播的同时也吸收着外域文化的精华,而翻译作为重要的交流工具,也逐渐开始注重文化的理解,国内外诸多译者从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翻译的过程。刘宓庆的文化翻译论纲是国内学者对于文化翻译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之一,尤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具有推动意义。
关键词:刘宓庆;文化;翻译;文化翻译理论
近三十年来,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翻译的社会性和文化性逐渐受到国内外译者的重视,而与社会因素联系较为紧密的便是文化语境因素。人们开始用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来重新定义翻译,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将从文化的高度去认识翻译,理解翻译活动。
从世界的范围内来考察,“各国翻译界和文化界都开始从翻译性质,文化语境,翻译影响等角度研究翻译,从文化层面重新审视翻译活动”[1]。伴随着社会人类学家对于文化翻译概念的提出,翻译文化已然成为二十一世纪翻译学研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西方翻译研究领域便出现了翻译的文化转向。随着这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内重要学者受西方学者影响,对翻译与文化的发展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及思考,对摄取外域文化及传播中华文化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从中外文化翻译课题研究近30年来看,中英和英中译文,难免反映了这两种文化的相互融合和排斥的特色,而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理论还不是很多。
刘宓庆教授历经十载,在其所著的《文化翻译论纲》中,结合中国楚文化及爱尔兰文化,系统从三个方面做出分析,多次以屈原诗歌为例,提出了文化翻译表现论,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文化翻译体系,对中国文化传播具有指导意义。
1 理论来源
刘宓庆的研究涉及更加广泛的学术领域,他深知学术指导对于构建中国翻译理论的重要性。他的文化翻译论纲的形成不仅仅受到了中国传统译学的影响,同时也深受西方哲学理论包括结构主义,分析哲学以及功能主义的影响。
索绪尔是第一个将结构主义用于语言学习的人,他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的划分,是刘宓庆将翻译理论划分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的来源。而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对于影像语言的外部系统的复杂研究最终只能导致对语言本质的模糊理解,因此他摒弃了对于语言有重要影响的外部因素,只选择了内部系统。刘宓庆对于翻译理论的二元划分,是对索绪尔的一个补充,他提出了本为观照,外位参照,就是将翻译视为一门独立学科,但是翻译同时又是一门综合学科,所以必须要以当代翻译学涉及的其他学科为参照来研究翻译,这样,有自己的理论依据,基本立足点,又有像语言学,美学,语言哲学等学科进行辅助研究,便能更好的进行翻译研究。穆雷曾评价:“刘宓庆对于翻译学的划分,为我国现代译学的构建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2]
哲学在刘宓庆的学术研究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其所说,正式哲学带他走出了黑暗。在英语国家,分析哲学在语言的研究中受到了格外重视。胡塞尔在他的逻辑研究中曾指出,逻辑永远探讨理想的客体,而主客体关系问题历来是西方哲学家们关心的首要的哲学问题。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外翻译学者逐渐把原型理论引入翻译研究,即通过对源语语篇及译语语篇采取原型分析,来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研究工作。维根斯坦曾经提到,我们在交流中必须考虑意义,因为语言传递的是人们的思想。刘宓庆借助了分析哲学的很多观点从而对中国语言特点做出了系统的分析,也为之后的哲学观念主客体划分,意义的构架以及文本解读做了铺垫。例如,刘宓庆在书中,按照胡塞尔的论点寻找理想的客体,选择了楚文化和爱尔兰文化这样的典型文化形态来作典型的双语文化转换分析,通过对理想客体的描写这个主旨性方法论来论证逻辑的本质。
研究语言交流中的实际问题的功能语言学,无疑对刘宓庆的文化翻译理论的形成产生了大的影响,他将功能主义视为一个整体的概念,翻译的功能和目的就是意义的对等,因此,功能补偿便是翻译的核心问题,这就需要译者必须运用动态对等而非静态考量。刘宓庆认为“构建中国翻译理论,必须基于包含社会功能的功能主义构建文化观,因为翻译从出现开始就被赋予了文化战略考量的责任”[3]。
2 翻译学视角下的文化研究
近二十年来,翻译理论研究发生了具有深刻意义的文化转向,同时,翻译在全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性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而我国作为一个翻译大国,几千年的翻译实践活动让我们意识到了吸纳国外文化的精华以及传播本族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文化翻译便成为21世纪译学研究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每一个学科都不可避免的从本学科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与之相关的文化问题,因此,刘宓庆从翻译的角度重新定义了文化。
首先,在翻译学视角中,把握住语言,就可以从主体上把握住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因此翻译学视角下的文化必须以语言作为其主体或主干。其次,意义是一种象征性的人类文化行为,因此翻译也总是恪守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基本价值取向—意义。最后,翻译学对文化审美的态度不同于其他学科,翻译学诗意审美的态度对语言文化问题做出整体的考量,是全面关注语际层面跨文化审美表现式转换机制。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翻译学,文化,,语言,意义,审美之间联系紧密,缺一不可。
3 文化翻译概念新探
在文化交流日益繁盛的今天,文化翻译必须得到重视,不仅仅包括文化层面上的诸多问题,而且要尽可能充分发挥主体,即译者的主动能动性,以及重视客体,及文本中蕴含的所有文化信息。传统观念认为词汇便是文化在语言中的直接体验者,然而,通过对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本,不难发现,能体现文化背景的信息还包括周围环境,事件的描写,情感色彩的表达,人物特性以及作者的写作风格。因此,刘宓庆在书中强调:“这是一个基于整体观的基本事实,可以确保译者尽可能充分地表现原语的“原汁原味”的重要手段之一。”[4]
文化信息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前提必须是译者能感应到,才能在目的语中赋予其原本的文化内涵,因此,译者的文化意识以及对文化的感知能力变得尤为重要,文化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改变的,这就要求译者必须不断地增加其文化意识。此外,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另外一个文化翻译的重要观念,就是必须将文化适应性纳入翻译的价值观论,歌德曾经从文化翻译的角度论述了翻译存在的三种情况,即翻译是将诗歌散文化,纯粹的模仿式,融外域文化于本土中,而不失外域文化的原汁原味,可见,前两种分别是对于意义和形式的过度关注,只有第三种是文化翻译的最高标准,也就是说,文化翻译一定要与意义和形式同时联系,既要掌握准确的文化意义,又要符合审美判断,同时也好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
4 核心问题
对文化翻译进行重新定义并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深入分析之后,刘宓庆进而探讨了文化翻译的核心问题,即语义的文化诠释,文本的文化解读,文化心理诠释以及文化翻译表现论。
语义的文化诠释也叫做意义的文化解读,旨在从微观层面剖析词汇的内在文化含义,是文化翻译的核心课题。从翻译学的视角来看,这要求译者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分析并探索隐藏在源文本内的文化意义及情感,处理深层文化中的语义文化问题。这一任务的圆满完成取决于译者对于客体文化的多层面观照。刘宓庆在书中提出了几种求证方法:文化历史观照,文本内证与文本外证。因此,译者对于词汇意义的分析不能仅仅依靠不同的注解,而且要结合对比不同的研究进行逻辑的判断。刘宓庆先生对于文化翻译的科学严谨的态度就说明译者必须严格考量词汇的内在文化含义。
如果说语义的文化诠释重在对词语文化内涵的微观剖析,而文本的文化解读则重在文本的宏观兼微观审视。文章的意义和审美价值不仅仅依靠于词汇,更离不开文本本身。奈达曾经说过,词汇的文化内涵式理解文章的关键,因此,词汇的诠释和文本的解读决定了文化翻译方法的正确选择。文本的文化解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也就必然会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出现不同的理解。翻译学既不是文学评论,也不是文学理论,译者要求理解和翻译文本而非对文本进行评论或说明。在分析了两种文本类型,常态文本以及非常态文本之后,刘宓庆从文化层面对比了分别代表中国文化和爱尔兰文化的屈原和乔伊斯的作品,提出了文本解读的对策论:解码,对文本的表层结构进行分析;解构,对深层结构,即语言的深层结构的分析;解析,对文本进行以心理分析为轴心和主导的语义、逻辑论证;整合,及文本的整体性语义和形式转换。
翻译和文化心理之间的关系是文化翻译的另一项重要研究,包括文化心理的范畴、文化心理与语义生成以及文本组织形态之间深刻的相互关系等等。文化心理问题是文化翻译理论建构的热点问题,也是文化翻译讨论语用意义不可逃避的问题。通常,人们的行为会被感觉、记忆和思维过程所支配,这三股作用力最终会表现为“注意”,而这个过程的重要特征是受文化、人们的言语以及文化心理过制约的。因此,要研究源文本的深层意义,对于文化、历史背景包括文本文化心理的分析就很有必要了。从文化结构来看,文化心理属于最深层,每个民族都生活在其特定的心理背景之下,对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观点的分析,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审美标准也显得尤为重要。
文化表现论是刘宓庆在论纲中关于文化翻译的终端研究和联系实际的综合性研究,在这一课题中,他提出了文化翻译表现论的三大原则:第一,文化适应性原则,即翻译中文化信息的表现应该适应目的语的文化现实和文化发展的需要,使目的语能从各方面吸收外域文化的精华;第二,文化翻译的科学原则,翻译的核心要义是语义,特定的文化情境中的语义必然具有特定的文化信息,因此,意义是文化信息表现论的科学依据;最后,文化翻译必须恪守审美原则,翻译既是科学的,同时也是艺术的,就文化翻译表现而言,审美也是及其重要的。
5 总结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翻译学者对于文化翻译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然而,西方翻译理论家毕竟都是西方文化语境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同情和理解东方文化,并且对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也给予过不同程度的关注,但毕竟他们与之十分隔膜,他们所掌握的一点东方文化只是也是通过间接途径获得的,远远不能满足自身从事跨文化传统的翻译研究。而刘宓庆教授的文化翻译论纲,立足于具有典型的屈原作品和乔伊斯为代表的爱尔兰西方文化进行对比分析,提出了更适合中国文化翻译的理论,尤其是对中国古典作品的翻译必定会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许钧.翻译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2] 穆雷.锐意创新立志开拓[J].上海:上海科技翻译,1992(1).
[3] 刘宓庆.中国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4] 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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