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子豪 | 字数：3168 | 阅读：

摘 要：清廷在庚子之变后，为挽救危亡，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政措施，包括设立新部门、改革教育等。在边疆地区，各项改革也如火如荼的展开。然而由于政策的失误，改革非但没有达到自强的目的，反而加速了边疆地区的危机。最终，清廷土崩瓦解，而边疆的危局仍未完全消除。

关键词：晚清；新政；边疆危机

清军入关以后，对于内地，除“剃发易服”外，大体上沿袭了历代汉族王朝的做法。而对于边疆民族地区采取因俗而治的做法。东北作为满族的发源地，实行将军府管辖的制度，直至晚清才设立行省；新疆先是设立都统管辖，1884年设立行省；而对于蒙古和西藏地区而言，则分别由王公贵族和驻藏大臣管辖，直到清朝灭亡也未建立行省制度。因此，在漫长的清朝统治时期，对于边疆地区尤其是蒙藏地区的百姓来说，很长时间并未建立对国家的真正认同。因此当革命来临时，不可避免的要陷入动荡和战乱的局面。因此，追根溯源，探讨边疆地区尤其是蒙藏地区的新政情况无疑对保持边疆的稳定有一定的帮助。本文主要探讨的是蒙古和西藏的新政实施情况。

1 晚清革命与边疆情势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相继宣布独立，，清朝很快就陷入了崩溃的境地。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清朝灭亡。

而边疆尤其是蒙藏两个地区，在革命期间同样陷入了一片混乱。1911年11月，外蒙古驱逐库伦办事大臣，并宣布独立；至1912年1月，蒙古军队控制了除唐奴乌梁海以外的外蒙古全境，并南下入侵内蒙。与此同时，西藏噶厦地方政府也下达了“驱汉令”，到1913年10月，西藏噶厦政府将驻藏清军驱逐出境。

当清朝瓦解的时候，蒙藏地区为何不约而同的迈向“独立”道路？帝国主义在其背后的煽动可能是最主要原因。蒙古的背后，有沙皇俄国的挑唆，并为其提供了大批武器装备。而在西藏的背后，也有英印政府的挑唆。在1913年和1936年，英国两次阻止中央政府军队进入西藏，便是明证。

然而如果把蒙藏等边疆地区的危局仅仅归咎于列强的煽动，而不承认清政府的失误和腐朽，那实际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事实上迫于国际形势，沙俄和英国始终没有敢向蒙古和西藏出兵，而是选择做一些提供“援助”的工作，即仅仅提供了一些武器援助给对方。而蒙藏两方也深知列强之祸心，十三世达赖喇嘛声称：“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故彼来均与周旋，未尝予以分厘权利”。而蒙古库伦政府的“内务大臣”车林齐密特在与俄国签订《俄蒙协约》后，也是痛心疾首的言道：“现在所谓俄蒙条约，对蒙人并无实利可言……此种条约用意，无非俄国欲将蒙古暗中置诸自己保护之下，以使蒙古成为布哈拉或高丽第二。”

为什么明知帝国主义国家包藏祸心却仍然要借助其实力？为什么蒙藏地区在清朝统治了200多年后，仍然没有完全形成国家认同观念？这还要从清朝治理边疆的政策说起。

1635年，皇太极征服了漠南蒙古，并通过武力与通婚的手段加以控制。康熙年间，准噶尔蒙古在噶尔丹的统领下大举入侵喀尔喀蒙古。喀尔喀蒙古战败，在库伦活佛的带领下，南下内附，寻求清王朝的保护。1691年，清军在乌兰布通一战击败噶尔丹后，康熙于多伦召集喀尔喀蒙古上层贵族举行会盟，正式确立了清王朝和喀尔喀蒙古之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被历史学家视为清王朝统治外蒙古的起点。

1717年，准噶尔军队消灭了西藏的和硕特蒙古势力，清军以护送达赖入藏为名，于1720年击败准噶尔，将西藏纳入版图。1759年，清军彻底踏平准噶尔，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将天山南北地区纳于统治之下。

可直至晚清时期，由于清王朝有意实施的“民族分治”政策，加上帝国主义的唆使，终使外蒙古和西藏的某些上层分离主义者乘机扯起“独立”旗子。

直至清朝灭亡，清廷统治下的各民族画地为牢，接触极为有限，甚至互相敌视。国家认同受到了或多说少的影响。

2 晚清新政的边疆效应

2.1 税政效应

清廷为了筹备新政，各方面都需要大量的款项，自治机构的办公设备、房屋、用具都需要由当地无偿提供，各方面的款项要由各盟旗摊派。于是，“新政未动，摊派先行”。蒙古的活佛和贵族们为了表示忠顺，不仅要大量缴纳报效，还要购买已无任何信用的“昭信股票”。仅仅库伦活佛一人就缴纳了6万两以上。而王公贵族转手就将这些负担转嫁给平民百姓。蒙古各旗本就濒临破产，如此一来，更是雪上加霜。

然而，最不得人心的显然是放垦荒地一项。清政府为筹措经费，直接将蒙古牧民的土地卖给汉民耕种，给蒙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时任殖边学堂监督的姚锡光再给清政府的奏折中，直言放垦之弊端，袁世凯给哲布尊丹巴的信中也声称，是对蒙民的压迫造成了蒙古的独立。

对西藏来说，由于西藏的事务需要得到达赖喇嘛的配合，加上资金缺乏，因此改革只稍稍触及了一些表面事项，远未进入深水区。清政府虽然对西藏的开发比较积极，不仅多次对驻藏大臣联豫请求拨款的奏折予以准奏，而且多次截留四川的饷银。然而这些钱依然属于杯水车薪。到宣统二年，已难以为继。联豫曾连连给清政府上书催饷。用他的话来说，在西藏，已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此看来，清政府在西藏的新政总体来说，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失败的改革。

2.2 民族政策效应

除去资金原因外，清朝官吏不尊重民族民俗，不切实际的改革也加剧了危局。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为拯救危局，加强在西藏的管制，派遣张荫棠进藏查办各项经营措施。这些新政的各项措施，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为止。

西藏由于长期的政教合一和农奴制度，社会处于停滞不前的地步。清末的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一局面，西藏在表面上出现了许多的新气象。西藏开始出现了第一份白话报纸、新式学校、医院等等，邮政和电报事业也开始出现。从内地带来的新政思想，给西藏地区带来了新的活力，而成绩也是值得称道的。

但是，西藏地区的改革，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仅仅局限于拉萨，并没有带动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总体上来看，西藏地区的开发运动，仅仅触及了一小部分的西藏人的生活，而广大的平民依然过着农奴制的生活。本质上没有多少变化。

张荫棠和联豫在筹备西藏的新政改革过程中，十分重视教育还有开启民智，这是十分有远见的行为。但他们所说的“兴办教育”，实际上只教汉文，而无视藏民族语言文字的教育。清政府为了在西藏和康巴地区快速推行改革，不惜采取高压政策，进一步的增强了西藏民众的抗拒心理，也同时激化了民族矛盾。赵尔丰在占领川边地区后，推行彻底改土归流的政策，废除藏官的权力，并在这些地区分设道、府、州、县，所派遣的官吏全部为汉人，将藏人彻底排除在外。同时，赵尔丰在推行新政改革的过程中，采取高压手段，强行限制喇嘛剃度，对寺庙征收赋税，并强制藏民学习汉字、说汉语，甚至要求废除天葬，改行土葬，改变着装，改取汉名等等。种种不尊重藏民风俗的行为，激起了藏民的强烈反对。

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政府在蒙藏地区所推行的新政，想要达到预期的目标无异于缘木求鱼，举步维艰、难有所为的结局倒也在情理之中。

作者简介

付子豪，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级中国史专业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向研究生。

参考文献

[1]海纯良：《清末新政与外蒙古独立》，《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2]转引之班布尔汗：《帝国的崩溃与革命的无奈—清末边疆分离运动的缘起》，见http：//dajia.qq.com/blog。

[3]郝维民《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

[4]马汝洐、成崇德《清代边疆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2页。

[5]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联豫奏稿》，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61页。

[6]成崇德、张世明：《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