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仕泽 | 字数：6670 | 阅读：

摘要：自从《曼谷宣言》的通过拉开了东亚共同体的序幕，三十多年了，东亚一体化的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其发展十分迟缓。中国学者对于导致东亚共同体发展迟缓的因素进行了许多探究。本文首先对这些因素进行总结。目前学者对于导致东亚共同体发展迟缓的因素的概括大致包括内外两个方面。从内部因素来说有以下四个内容第一，从区域的认同意识来分析，认为东亚国家的地区认同低；第二，从发展路径来看，认为东亚共同体遇到了路径选择问题的困境；第三，则是从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问题进行分析，认为东亚因缺失主导国家而发展缓慢；第四，有些学者看到了传统问题，如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社会制度，对东亚共同体发展的阻碍。从外部影响因素来说，就是不可忽视的美国因素。其次提出了共同命运观念的缺失是导致东亚共同体发展迟缓的根本原因。

在国际区域一体化大潮和共同利益驱动下，东亚地区整合趋势明显。目前，东亚一体化被定格为 “东亚共同体”，所谓“东亚共同体”就是指东亚地理范围内的国家建立的具有集体认同的国际社会群体。在这一群体中，各国之间有着共同的集体认同感，对群体有忠诚感，彼此则互相作用。然而东亚共同体却发展迟缓。通过探讨导致东亚共同体发展缓慢的因素，对于东亚一体化的发展，以及我国在东亚一体化的过程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有着积极的意义。

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东亚共同体的发展进行简要介绍并提出问题；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目前学界对东亚共同体发展迟缓的影响因素的现有解释；第三部分通过分析现有解释，提出笔者自身的观点：缺乏认同观念是导致其发展迟缓的最重要因素。

1 问题的提出

1967年8月8日，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即东盟），拉来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序幕。直至2012年的三十多年，经过了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设想、1994年东盟地区论坛的成立、1995年东盟在泰国曼谷首脑会议、1997年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10+3）领导人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非正式会晤、2002年东盟与中、日、韩十三国领导人会议通过建立东亚共同体报告、2005年在马来西亚开幕的首届东亚首脑会议以及2009年在北京的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决定大事件，东亚共同体的发展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在国际一体化成为潮流的当今世界，东亚共同体的发展经过了三十多年却还是仅限于概念层面。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导致东亚共同体发展迟缓的因素是什么？

2 东亚共同体发展迟缓的影响因素的现有解释

目前学者对于导致东亚共同体发展迟缓的因素的概括大致包括内外两个方面。从内部因素来说有以下四个内容：第一，从区域的认同意识来分析，认为东亚国家的地区认同低；第二，从发展路径来看，认为东亚共同体遇到了路径选择问题的困境；第三，则是从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问题进行分析，认为东亚因缺失主导国家而发展缓慢；第四，有些学者看到了传统问题，如历史问题、领土争端、

社会制度，对东亚共同体发展的阻碍。从外部影响因素来说，就是不可忽视的美国因素。

2.1 内部因素

2.1.1 东亚国家的区域认同低

有的学者将欧洲国家的地区认同与构成东亚的东南亚、东北亚国家的区域认同作了比较分析后，指出欧洲国家因受历史影响，形成了相近的文化价值与超越民族国家的地区认同；东南亚国家则因区域外挑战与冲击而产生了地区认同；东北亚地区因为文化的多样性而地区认同极其滞后。还有一部分认同此观点的学者从目前东亚国家，尤其是东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东亚国家的低区域认同以及这种低认同对东亚共同体发展的阻碍。他们认为，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因为历史问题，现实存在的边界纠纷和领土争端，较强的民族主义，对主权制度的强调以及在地区合作上缺少互信和协调精神，对本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这就必然削弱其对东亚共同体的集体认同。然而，东亚共同体的发展必然要求东亚各国让渡一部分主权，这就使得东亚共同体的发展陷入困境。

2.1.2 路径选择

这部分学者认为，东亚各国就东亚共同体的发展选择什么样的路径上发生了分析，从而制约了东亚共同体的发展。他们提出了三方面的争论，即制度性与非制度性之争；开放性与封闭型之争；小国主导与大国共治之争。

（1）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争论

此争论是对东亚共同体组织形式的争论。他们认为，对于东亚共同体的组织形式有两种：一种是非制度性的，一种是制度性的。所谓非制度性的组织方式就是东亚共同体范围内的国家间的合作是没有正式制度安排的经济体。而制度性的

组织方式则是东亚共同体范围内的国家是通过政府间的、正式的，建立长久内部关系的协议所结成的国家关系。制度性的组织方式涉及到东亚共同体范围内的各国的国家主权的让渡。东亚各国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主权的高度重视，以及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感而不愿为了区域合作制度而让渡主权。因此，为了东亚共同体的发展应该选择制度性组织方式与各国基于现实选择非制度性组织方式之间发生了矛盾。

（2）开放性与封闭性的争论

随着东亚共同体向着更高程度的发展，必然像欧盟一样，要求共同体范围内的国家之间减少或取消贸易壁垒，互通有无，建成像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一样的东亚自由贸易区。但是，东亚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东亚各国一直奉行开放政策，多是外向型经济体，对外部市场和外来投资有较强的依赖性，因而，各国普遍支持开放性的多变贸易体制，而对建立具有排他性的东亚共同体持犹豫和观望态度。

（3）小国主导与大国共治的争论

此议题的争论，则是对东亚共同体主导权之争。究竟是要东亚大国，如中国、日本、韩国，来主导东亚共同体的发展，还是要以由小国组成的东盟来行使主导权呢？此问题笔者会在下面的探讨中进行详述。

2.1.3 主导权问题

东亚共同体的发展程度与其主导权由谁掌握，领导者是否明确有着密切的关系。一部分学者认为，东亚共同体之所以发展滞后主要是因为其面临着主导权应由谁掌握的选择。当今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面临着三种选择方案。第一，由东盟主导。支持东盟占据主导地位的学者认为，虽然东盟就自身实力而言处于弱势，但是它身为东亚地区主义的先驱不仅为东亚地区主义提供了作为规范的东盟模式，还有着自身内部稳定、可以协调大国之间关系的优势，因此，东盟主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的选择和现实权力竞争的结果。第二，中、日、韩三强共治。

支持此观点的学者提出，东盟无法充分行使其主导权。东盟的成员均为小国，，自身实力比较弱，由其领导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即难以调动大国参与地区一体化建设的积极性，也难以构建有效的地区安全秩序，且东盟为弥补领导能力的不足而对大国施展的平衡外交作用有限。

2.1.4 传统问题

（1）历史问题

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被打破，东亚各国先后沦为了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的改革后，国力迅速强盛，开始对东亚各国进行侵略。尤其是日本发动的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借口的侵略战争，几乎所有的东亚国家都收到了其践踏。虽然二战后，各受害国都接受了日本的投降，但是受害国的公民在心里上对其还是无法谅解，尤其是中国和韩国。

（2）领土争端问题

东亚各国中，很多国家都有着领土纠纷，近期各国间领土争端更是达到高潮。中日间不仅有历史情节问题，在钓鱼岛上海存在这领土争端。近期中日两国因为钓鱼岛问题达到了十分紧张状态，中国与菲律宾之间在黄岩岛主权上的争论，日韩也因为独岛的归属问题发生争端。

（3）意识形态问题

影响东亚各国关系除了上述因素，还有意识形态问题。在东亚中起着举足轻重位置的中国为社会主义制度，而日本和韩国则是资本主义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也影响着东亚共同体的发展。

2.2 外部因素：美国因素

东亚共同体的发展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中美国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无论是利益考虑还是战略规划，美国都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始终保持关注并通过影响盟国和区域组织干预区域化的正常发展。美国同日本、韩国的美日同盟、美韩同盟以及美国在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对各国对于东亚共同体的认同已经产生很大影响。因此，许多学者指出东亚共同体发展过程中，搞清楚美国因素究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美国对东亚事务的参与程度应该有多大等问题十分必要。

东亚共同体的发展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学者们提出的影响东亚共同体发展的各种因素，对于东亚共同体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无论是认同问题、路径选择问题、主导权问题、传统因素等内部因素，还是有着不容置疑作用的美国因素，都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东亚共同体发展迟缓的原因。低认同对于东亚共同体的缓慢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最根本的应当是东亚地区认同的程度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这些因素与东亚共同体的发展有什么怎样的联系？至于路径选择问题、主导权问题是东亚一体化过程中的具体操作因素，即使其得以解决，如果东亚能不不能产生集体认同，东亚共同体发展依然会吕布吕履步维艰。而传统上的问题，许多国家之间都存在，比如欧洲国家。因此重要的是如何使东亚国家向欧洲国家一样，就这些问题达成互相真正接受的协定。虽然美国因素在东亚共同体的发展中不可忽视，但是它只是一个外部因素，值得注意的应当是什么途径可以解决其对东亚认同的削弱。

3 新解释：认同观念缺失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罗伯特·基欧汉在其著作《观念与外交政策》中，指出观念和物质因素对外交决策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他将观念的划分为世界观、原则性信念和因果信念三个范畴。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它包含了宇宙论、本体论以及伦理学等观点。不同的世界观决定了人们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和行为。原则化信念主要指人们的价值观，包括详细辨别对与错、正义与非正义标准的规范性观念。原则化信念是比世界观更为具体的观念，它常常依附于某种世界观。因果信念即人们关于原因——结果关系的信念。他是连接问题与行动的中间链条。因果信念的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同。因果信念蕴涵着达到目标的战略。因果关系概念化的变化比世界观和原则化信念的变化更加频繁和迅速。根据罗伯特·基欧汉对观念三个范畴的划分，可以发现认同观念是一种原则性观念，是人们的一种价值观。

东亚各国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存在着一种地区体系——东亚朝贡体系。当时，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均被纳入该体系之中，信仰儒文化，对宗主国中国有着集体的认同。西方殖民者的到来打破了这一体系，同时也将主权、民族国家等观念传入这些国家。由于受到西方殖民者的剥削与压迫，东亚各国对于建立本民族拥有本国主权的民族国家有着强烈的渴望。二战中，日本对东亚各国的侵略，更加深了各国的这种渴望。因此二战结束后，东亚各国建立主权国家的愿望实现。因为其对本国主权有着特殊的一种情感，这就削弱了东亚的集体认同观念。加之，二战后的美苏两极格局，东亚各国分属不同的阵营阻碍了其认同观念的形成，导致了起认同观念的缺失。东亚各国认同观念的缺失，使得其对于东亚没有认同感，如日本出现的“脱亚入欧”与“脱欧入亚”，以及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各国对美国依附的态度。正是东亚各国对于东亚却反认同感才使得东亚各国对于东亚一体化的一些事宜无法达成一致，从而阻碍了东亚共同体的发展。因此，东亚各国认同观念的缺失是东亚共同体发展迟缓的基本原因。

罗伯特·基欧汉提出了观念影响外交政策的三条路径：第一，观念所体现出的原则化信念或因果性的信念，在政策偏好不清楚（信息不完全）时，为行为者提供路线图的作用，即使是偏好十分明确，行为者纯粹受自我利益驱动，其所持的观念也会发生作用；第二，在不存在单一均衡的战略形势下，即在存在着多种选择或存在着多种观念的竞争时，占主流的观念能够起到聚焦或粘合剂的作用，使得持不同选择倾向的各方形成合作共识和联盟，对结果产生作用，在这条路径上，观念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时减少由于不存在唯一均衡解决方案二引起的协调问题；第三，观念能够嵌入政治制度中。观念通过制度化影响政策的路径有两方面内容：第一，观念能够通过将自身融入政治讨论的属于当中而对政治产生持久的影响；第二，某套观念可以借助将自身嵌入制度当中，通过制度的运行而产生影响。

根据上述路径，东亚认同观念可以为东亚各国在东亚共同体发展过程中如何

做、扮演何种角色提供一种路线图，可以在东亚各国处理彼此复杂的关系中起到调和剂的作用，同时，还会通过一种特定的政治制度发挥作用。如果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存在这种东亚各国需要产生认同的观念，他们会明确其在东亚共同体的发展中应当联合发挥主导作用，以及东亚共同体的发展对其本国国内的重要作用和东亚在世界格局中处于何种地位的关键作用。因而在统一的东亚认同观念下，他们会选择进行合作，共同推进东亚一体化的发展。中国、日本、韩国三国要达成合作，就必须对彼此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与历史摩擦达成妥协。认同观念在此就对他们调节彼此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协调的作用。如果这三国可以达成共识将东亚认同观念嵌入政治制度中，让其通过政治制度来发挥作用将会大大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发展。

那么，东亚认同观念是如何形成呢？上文提到东亚认同观念的缺失有着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因此，东亚认同观念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必须经过历史的沉淀，任何试图一蹴而就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上文还提到观念能够嵌入到制度中，通过制度的运行而产生影响。东亚各国应当通过探寻东亚认同观念中的各种基本元素，诸如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与挑战，将其转化为政治制度，发挥作用。经过时间的沉积，此种嵌入在制度中的观念就会被东亚各国所接受接受。当这种观念成为了占据主流地位的观念时，就会对东亚各国关系的发展起到协调的作用。中日韩之间的历史问题、领土争端和信任的缺乏问题，就会因为认同的观念，三方之间彼此达成谅解，那么东亚各国之间复杂的关系，也会随着这种协调作用而得到解决，东亚共同体的发展迟缓的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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